中学语文作家档案：聂华苓(图)

一、作家名片

姓名：聂华苓

笔名：思远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25年1月11日

国籍：美国

祖籍：湖北应山

出生地：武汉

毕业院校：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

称谓：当代著名女作家，著名文学翻译家；“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职业：主编；教授；作家

荣誉：诺贝尔奖候选人；获美国三个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顾问委员会委员；美国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评判委员；美国飞马国际文学奖顾问；北京广播学院荣誉教授；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匈牙利政府所颁文化贡献奖；波兰文化部所颁国际文化交流贡献奖

作品特点：以深邃的历史感表现现代中国的沦桑变化，抒写台湾中下层人们的乡愁和海外浪子的悲歌。坚持“溶传统于现代，溶西方于中国”的艺术追求。

代表作：《一朵小白花》、《千山外、水长流》、《桑青与桃红》、《三生三世》等短篇、长篇小说

二、作家简介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生。湖北省武汉人。当代著名女作家，著名文学翻译家。1939年在湖北联合中学读书，后考入四川长寿国立第十二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1948年毕业，这时曾用“思远”笔名发表文章。1949年随母亲、弟弟、妹妹去台湾。曾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和文艺主编。1960年，该杂志被封闭，主持人雷震被捕，她失去台湾法商学院教书工作，同外界隔离。1962年至1964年，应台静农和徐复观教授的邀请，分别在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任中国现代文学副教授，同时进行创作。1964年被迫离开台湾，旅居美国，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并与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Engle）于1967年在爱行华大学创办“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作家到爱荷华，在安静的环境里写作，并进行讨论、旅行，一起生活四个月，作文化交流。因为她和安格尔的这个创举，在1977年曾被三百多名世界各国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候选人。1978年夏，与丈夫及女儿一同回国探亲。她现为“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并教爱荷华大学的“翻译工作坛”。

三、主要作品

自五零年代起，聂华苓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集》、《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与《沈从文评传》等，部分作品亦翻译成多国语文发表，其代表作品为《桑青与桃红》，被列入亚洲小说一百强之中。新著有回忆录《三生三世》。

文章《亲爱的爸爸妈妈》被选入人教版语文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八年级语文上册。

四、作品选读  

 三生三世·一束玫瑰花（节选）

聂华苓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我在台北的家。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个人住。谁也不愿去沾惹他，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话不投机，立刻拒人于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

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终于讲话了，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他逐渐来劲了，讲起他的"道"了。他那时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后来在另一个场合，突然有人在房门口叫了我一声，抬头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来招呼他。他却头一扭，硬着脖子走了。许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发现屋子里有个"气压很低"的人。

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

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就从那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们喜欢吃硬饭和辣椒。他一颗颗饭往嘴里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他从没说什么。后来母亲发现他有胃病，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他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要求人，不动存款，你永远是富人。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母亲看到殷海光总是很高兴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浅浅啜着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许一句话也不说，坐一会儿就走了。也许又娓娓谈起来。他说话的声调随情绪而变化，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又如春风，徐徐撩来。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我有时候坐在湖边思考，偶尔有一对情侣走过去，我就想着未来美好的世界。月亮出来了，我沿着湖散步，一个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个人站在旷野里，雪花飘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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