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具备的学校可以考虑取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作者/谢小庆 日期/2015-07-18 浏览/612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家陈志武在发表于《南都周刊》253期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在美国长期生活和伴随两个女儿长大的经历。他写到:“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曾听到过许多像陈志武这样的华人父母们感叹美国的教育,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与自己在国内接受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相比,美国儿童的阅读量要大许多。
基础语文教育的目的原本是在语言、文字、文化方面对孩子进行启蒙,而“教一本书,读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在将语文教育简单化、格式化,恰恰起到了反启蒙的作用。“反启蒙”就是中国基础语文教育的痼疾。
在这种方式陈旧的教学中,老师和学生的大量精力消耗于那些很容易查找到又很容易忘记的知识之上,不仅浪费了儿童的宝贵时间,而且摧残了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结果,尽管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中语文教学占用了大量的课时,相当大比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却没有掌握好自己的母语。今天,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许多研究生导师都因自己学生不尽人意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而苦恼。
儿童既不是一个可以装进一些知识的“口袋”或“硬盘”,也不是一个只通过训练而就可以获得某种能力的“巴甫洛夫的狗”或“斯金纳的小鸡”,儿童是一个有好奇心、有求知欲、有情感的人。“要你学”的灌输,往往是事倍功半;“我要学”的追寻,却往往是事半功倍。孩子们拥有不同的性别、成长经历、生活环境以及智力和心理发展的水平,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绝不是一本教科书可以满足的。不同的孩子需要通过读不同的书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语言能力不是教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通过学习和锻炼自己发展出来的。
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考虑取消中小学的语文教科书。取消教科书以后,可以在每一个教室里摆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放的应是适合特定年龄阶段的阅读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包括各种体裁,可以包括连环画、童话、对话、短文、短信、日记、游记、新闻、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等。这些材料可以包括各种题材,可以涉及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历史、政治、军事、娱乐、等等。有了小书架以后,孩子们将不会再把郑渊洁的童话、杨红英的《马小跳系列》藏在自己的课桌里,趁老师不注意时偷偷地看,而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在课上看,并和其他同学谈论读书心得了。也许老师们会发现,平时沉默的孩子这时会变得滔滔不绝。
阅读材料,必须是教师为儿童精心挑选的,必须在字词量、内容、语言特点、难度、长度等方面适合特定年龄发展阶段的儿童。前两天,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专门从事儿童阅读研究的舒华教授在与我讨论小学语文教育问题时说:“绝不是孩子不爱读书,问题在于孩子没有好书可读”。为孩子们准备他们爱读的“好书”,是语文教师的重要责任。
准备好小书架以后,学生可以选择阅读自己有兴趣的材料。当学生在阅读中遇到字词知识、背景知识、语法、逻辑、理解等方面的问题时,教师可以提供帮助。教师要鼓励或要求学生在阅读后提供书面和口头的读书报告,通过准备读书报告来发展学生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这样,学生就不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成为学习活动的支配者。学生就不再是教科书的奴隶,而成为阅读材料的主人。
显然,今天的许多学校还不具备取消教科书的条件。首先,受到班级规模的制约。具有个性化特点的教学受到班级学生人数的制约。其次,受到师资水平的制约。没有统一教材的语文课对语文教师有更高的要求,那些习惯于听写生字、抄写课文、根据教学参考书分析课文的语文教师,将面临极大的挑战。第三,受到阅读材料的制约。今天,符合不同年龄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和语言习得规律的阅读材料,还有待开发。
部分已经具备条件的学校,可以考虑取消教科书,不设统一教材,只设阅读等级,在每一个等级提供大量的阅读材料,将可以满足孩子个性特点的、精心选择的“小图书馆”请进教室,由学生自己从中选取学习材料。
我的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读书会。每次参加他们的读书报告会,我都有惊喜的感觉。看着一张张兴奋的面容,我常想,孩子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应该享受读书、思考和写作的乐趣,应该养成珍惜和记录自己的体验和感受的习惯。让语言文字启迪智慧并表现孩子们的智慧,这才是基础语文教育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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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小庆,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本文载于2009年6月30日出版的《领导者》杂志第28期)